Benefit-Risks Analysis

1953年，發生於英國的AEC公司員工滑到砸傷案引起了英國法律界關注（Latimer，1953）。上訴法院討論了侵權風險與利益平衡分析的測試方法（benefit-risk analysis）。案情如下：被告AEC企業因暴雨而導致場內路面表層出現油污，道路泥濘濕滑。被告AEC公司遂採取預防滑措施，把所有的鋸屑全部鋪墊在地面上。然而，不幸事件還是發生了：一位員工在把載重木桶放入推車時滑倒，被桶砸傷左腳踝。員工認為工廠管理者並未採取有效的措施——譬如應該關閉工廠以防止類似滑跌——因而導致事故發生，因而未盡到合理注意的義務，遂起訴AEC公司要求賠償。儘管一審法院認同被告確實違背了注意義務（duty of care），然而上訴法院卻認為，就工廠當時的環境而言（如當時企業的資源、性質及規模等要素），無論是產生風險的程度還是意外事故發生可能性，均不足以讓工廠採取關閉工廠這種極端應對方式（does not justify the extreme response）。實質上，作為僱主的被告與其他理性人一樣（reasonable person），在當時環境下，已然採納了所有的合理預防措施（reasonable precautions）以防意外，因而解除了其注意義務（discharge the duty of care）。更何況，英國上訴法院認為，在一定情景下，被告並非必然消除一切風險才能排除自己的過失責任，應該在採取預防措施的實際可操作性（practicability）與潛在風險程度等因素之間並進行風險評估（prior risk assessment）。當然，必須了解，引起損害的風險越大、程度越深，成本因素與被告的相關性就越小。譬如，作為經營探險中心的管理者，必須完成風險評估程序並對來訪參加探險的人員進行風險指示說明，否則即會被認定未盡到注意義務（Wilson，2013）。此外，對於本身懂技術並富有工作經驗的原告（skillful claimant）而言，法律認為其本身應該有較強的風險識別能力，而不應依賴被告提供警示（Roles，1963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