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種活法

得知開平玲瓏村迎來首位百歲壽星的消息，已是夜深時分。記得十三年前，也是一個夏日的深夜，我坐在玲瓏醫院董院長的國產皮卡後排，從市區向著玲瓏村出發。三十出頭的董院長有著一副微胖體格，加上慈眉善目的樣子，仿佛天然自帶著「距離消除器」。副駕駛座上坐著他的醫生太太，那時兩人在玲瓏醫院任職已將近十年。

董院長為我在玲瓏醫院安排了宿舍。宿舍周邊萬籟俱寂，那一夜我睡得頗為踏實。第二天陽光明媚，我跟著董醫生到玲瓏村逐戶走訪，眼前的身體殘缺與變形，雖然已不再陌生，但悲憫之情依然不經意間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淹沒心頭。

公元前1550年，古埃及《埃伯斯紙草書》首次記載類似麻風病的症狀，而‌‌在中國，據說麻風病的記載可追溯到殷商時期。《黃帝內經》曾稱麻風病病症為「鼻柱壞而色敗，皮膚瘍潰」，明代《普濟方》則直接以「五死」來描述病症從皮肉到筋骨血脈之恐怖——「皮死，遍身麻木不治；肉死，刺割不痛不治；筋死，手脂脫落不治；骨死，鼻樑崩塌不治；血死，潰腓成膿不治」。‌‌

第一次被麻風病所震驚，是在2012年。那一刻，我眼前所見之狀，與古籍所記如出一轍。那天，我跟隨朋友到臺山參觀攝影展，主題關於臺山大襟島麻風病康復者的遷徙。方寸之間，如一塊塊拼圖，構建起鏡頭內的麻風病康復者世界。這個世界，從某種程度來說，是與我們隔離的。隔離，固然是抵抗病毒傳染之必要，但縱使得益於現代醫學的他們已擊退病魔，「麻風病康復者」的標籤仿佛依然是「惡魔」的代名詞，讓人退避三舍。於是，曾以為可以重歸家庭的他們，在家人的冷漠中，在社會的歧視中，又或在自尊自卑的相互纏繞中，選擇了留在原地，抱團取暖。那裏沒有「別人」，就算面容軀體的殘缺並不相同，言行習慣也各有個性，但彼此平等，也無需忍受他者的冷眼閑言。更何況，醫生護士的照料，基督教團體的幫扶，於其又何嘗不是晚年生活的恩賜？當一切順理成章，一種活法也就隨之形成。

照片講述著麻風病康復者的日常生活，又記錄了他們離開這個已視之為家的孤島的幾個瞬間。我流連其中，遇見了作為攝影者之一的鋒哥。鋒哥是七零後，沉迷於黑白菲林相機與人文攝影。厚重的主題，敬畏的快門，黑白的呈現，在他眼裏，這是一種相互匹配，也是一種關於攝影的活法。同為攝影人，我很快就與他搭上話題，還互換了聯繫方式。

不久後的五一假期，我在佛山坐上鋒哥的陸風越野車，直奔東莞的泗安醫院。那也是一家收容麻風病康復者的醫院，安置了一批從大襟島遷離的老人。一張張曾在照片裏認識的面孔，此刻相繼抵達視線。我跟他們聊天，他們對舉起的鏡頭也毫無拒意。吃飯，散步，閒聊，對於基本生活，他們與常人幾乎無異，那些肢體困難也早已克服——更準確地說，是經已成為生命中的一部分。他們幾乎每戶都放著耶穌、聖母或十字架，基督教對麻風病群體的救濟，從羅馬帝國晚期一直延續至今。

依靠鋒哥帶來的帳篷，我在泗安醫院的草坪上度過了兩個清朗的夜晚，在天色初白之際醒來。拉開帳篷拉鏈，已見一些尚有勞動力的麻風病康復者在參與勞作。他們會笑著向我打招呼，熱情甚至比醫院長期駐守的志願者還要高漲。

最後一天適逢禮拜，一位神父披掛入戶，給老人們喂上一片硬幣般的白色食品，然後將手掌輕輕置於其頭上進行祈禱。走訪完畢後，大家又跟著他來到小教堂，禮拜的氣息溢滿整個空間。有人告訴我，這個是天主教教堂，而對面的教堂屬於基督教。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三大流派之一，在歷史演變中，有了各自的信徒。那個下午，醫院迎來了一批大學生志願者，其中一位男生叫大亮。我和大亮一行走入一位康復老漢的家中，一幅貼在牆邊，用紅色筆勾勒而成的日式少女風漫畫引起了我們的注意。老漢說，曾有一個日本團體過來慰問，這是其中一位女生送給他的。「當時她為日本侵華向我懺悔，老漢邊說邊模仿女生雙手合十低頭的姿態，「我告訴她，不關你們的事，是前人犯的錯。」我留意到，那幅畫的一角留有畫者名字，用字母寫著「Sakura」。

那天之後，便有了我走進開平玲瓏醫院和新會蒼山醫院，見證不同麻風病康復者群體的經歷。異於常人，卻又如常活著，他們已然擁有了屬於自己的活法。選擇投身麻風病康復事業的董院長夫婦，拿起相機記錄麻風病康復者的鋒哥，還有那些來自不同五湖四海的宗教人士或志願者，他們的選擇，則又是一種活法。活法，是執著與變通經過漫長的相互撕扯後取得的和解，終究就是一種自洽，一種平衡。

消息顯示，玲瓏村那位百歲壽星名叫梁如旺。照片中的他身板硬朗，陽光照在臉上映襯出一臉平和。他凝視著一個繡著福字的大同心結，燦爛的紅，與健康的梁老相映生輝。在玲瓏村時，我見過他嗎？我無法拿出確切答案，但我相信，彼此有過交集，就像那無數個他，正向我發出活法的啟迪。

作者：楊肖坤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，廣東省作家、音樂家、攝影家協會會員，長年從事文化藝術創作及演出